河南县域经济网讯 2010年4月，余某某响应当地“富民工程”政策，与某村民组签订10年租地协议，租赁15亩土地养殖鸭子，约定每年5月19日前付清当年租金，逾期两月村民组可收回土地。后因行情波动、新冠疫情等影响，养殖场经营困难，前期贷款未能回笼。2020年协议到期后，双方未续签，余某某仅支付一年超期租金，后续不再给付。

　　2022年5月，为引进乡村振兴新项目，该村民组经村民大会决定，要求余某某归还土地、恢复原貌，并作出解除协议通知，限7日内清除附作物、补交租金及利息，逾期视为自愿放弃财物并承担清理费。双方因补偿协商未果，余某某拒绝拆迁。2023年8月，村委会自行强制拆除鸭养殖场，余某某向某县公安局报案，公安局认定不属于管辖范围，作出不予调查处理告知书。余某某不服，向某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复议维持原决定。随后，余某某起诉至法院，请求撤销上述决定并责令公安局立案处理。

　　一审法院审理认为，某县公安局仅以“民事权属纠纷”为由作出程序性处理，未全面履行法定职责，遂判决撤销公安局的不予调查处理告知及县政府的复议维持决定。

　　一审判决后，公安局与县政府均不服，上诉至信阳市中院，由副院长何啸承办该案。经分析，承办人发现本案系民事纠纷引发的行政争议：一是余某某与村委会在租金、土地返还、赔偿等问题上矛盾尖锐，民行交叉;二是余某某响应政策贷款投资却失利，存在信访不稳定因素;三是若简单判决，可能引发系列案件，不利于社会稳定;四是当地乡村振兴新项目落地受阻，将影响经济发展。为此，何啸确定“实质化解行政争议，一并调解民事纠纷”的思路。

　　为推动争议解决，何啸两次赴案发地，组织公安局、县政府、属地乡党委政府及村委会负责人召开协调会，多次与余某某释法明理，帮助各方厘清法律关系，引导当事人形成合理预期，缩小利益平衡差距。经过反复沟通协调，最终促成余某某与某村民委员会达成调解协议，约定由某村民委员会分期补偿余某某鸭棚被拆除的损失6万元。某县公安局及某县人民政府撤回上诉，余某某撤回起诉。事后，余某某送上鲜花与锦旗，并说道“我现在感到非常轻松，可以安心生活，努力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了。”

　　该起案件的成功化解，不仅解开了行政争议的“法结”，更抚平了民事纠纷的“心结”，通过跳出单一办案框架、延伸审判职能，法院用实实在在的调解成果，让当事人免于讼累，让地方发展少了阻碍，生动诠释了司法为民不是一句口号，而是落到实处的担当。

　　一是突破“就案办案”，坚持实质解纷。本案根源是土地租赁、强拆引发的民事争议，进而衍生出行政诉讼。若仅审查行政行为合法性，虽能解决程序问题，却无法触及矛盾核心，可能导致“一案结、多案生”，甚至阻碍乡村振兴项目。承办人跳出单一行政争议框架，通过调解从根本上化解矛盾。二是发挥府院联动，凝聚解纷合力。依托府院联动机制，承办人联动多部门协调，整合行政机关、基层政府资源，形成化解合力。这种多方参与的模式，为厘清责任、平衡利益提供了保障，也为类似民行交叉案件的处理提供了协作范本。三是注重利益平衡，引导合理预期。通过反复沟通，承办人帮助当事人认识法律边界与自身权益，引导余某某与村委会理性评估诉求，缩小利益差距。最终的调解协议既弥补了余某某的损失，也为乡村振兴项目推进扫清障碍，实现了个人权益与集体利益、地方发展的平衡。四是“一揽子”解决，实现多重效益。本案不仅终结了行政争议，更彻底化解了根源性民事纠纷，避免当事人在多类程序中奔波，节约了司法资源与诉讼成本。同时，化解了信访风险，保障了乡村振兴项目落地，实现了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。(金宏辉  胡洋)

责任编辑：熊文琦